1976年1月8日，北京零下12度的寒风中，长安街两侧自发聚集了百万民众。他们臂缠黑纱、胸戴白花，在凛冽北风中站立五小时，只为目送灵车最后一程。联合国总部降半旗时，时任秘书长库尔特·瓦尔德海姆说出那句著名悼词："中国是个文明古国，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，可她的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。"就在世界还沉浸在悲痛中时，上海康平路机关大院里的灯光却彻夜未熄——有人正忙着用红色油漆在横幅上刷出"强烈要求"的字样。
2月2日中央1号文件公布时，上海某机关食堂的搪瓷缸突然摔得粉碎。张春桥的警卫员后来回忆，那天首长盯着《人民日报》头版足足三分钟，突然笑着拍手："华同志年富力强，这个任命好得很！"但办公桌抽屉里却多了张墨迹未干的诗笺，最后一句"来得快，垮得更快"把钢笔尖都戳破了。与此同时，上海南京路突然冒出二十多支"工农兵宣传队"，他们扛着的标语牌像雨后蘑菇般一夜长满街头，内容清一色是"张春桥同志应当担任总理"。
北京西单菜市场的老售货员王桂花记得，那年春天总有个穿蓝布中山装的高个子来买二两芝麻酱。直到有天电视里播放华国锋视察灾区的新闻，她才惊觉："这不是常来排队的那位同志吗？"而在上海虹口公园，晨练的老人们发现，宣传栏里批判"走资派"的大字报突然都换成了歌颂张春桥的诗歌。纺织女工张招弟被车间主任叫去参加"民意座谈会"，领导塞给她张写满字的纸："照着念就行，完事发两斤鸡蛋票。"
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，张春桥捧着茶杯慢条斯理发言："我完全拥护华总理的农业政策，不过..."他突然翻开笔记本，"小岗村去年亩产只有300斤，这个典型是不是..."会场鸦雀无声中，李先念突然咳嗽着打断："春桥同志这么熟悉安徽农村，莫非亲自去数过麦穗？"第二天，《光明日报》头版却刊登出《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》，通篇没提华国锋三个字，却把"某些同志"的农业政策批得体无完肤。
9月9日凌晨，中南海值班室的电话记录显示，某位领导秘书连续来电七次询问"主席遗物保管方案"。当天下班时，警卫发现华国锋的吉普车反常地绕到西郊某处，车灯在叶剑英元帅住所前闪了三下。三天后，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小刘收拾会议室时，发现烟灰缸里堆满烟头，而茶几玻璃板下压着张纸条，上面用铅笔写着"按既定方针办"六个字——其中"办"字的最后一捺力透纸背，把垫着的报纸都划破了。
10月2日的《参考消息》突然被要求加印十万份，头版转载的外电报道称"中国可能面临权力重组"。上海某印刷厂老师傅发现，当天送来的新华社通稿里多了段关于"继承人问题"的论述，排字时却被宣传干部当场抽走。在北京，外交部礼宾司突然接到通知：原定接待外宾的国宴菜单要增加上海风味菜，但工作人员翻遍档案也没找到"张春桥同志饮食偏好"的记录。
某些人总爱说"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"，却忘了后半句"但真相是老百姓记得的"。当上海某弄堂里的大妈至今还记得怎么用鸡蛋票换豆腐，当湘潭老农仍能指着灌渠说"这是华书记带人挖的"，那些精心设计的标语牌早化成纸浆，飘在黄浦江上了。说来也怪，当年喊着"强烈要求"最响的那几位，后来在秦城监狱写回忆录时，倒是一个字都没提这茬。
当我们在课本里读到"粉碎四人帮是全党全民共同意志"时，有没有想过：为什么上海街头那些"民意横幅"的落款单位，后来查实全是机关食堂、纺织厂和百货商店的工会？到底是人民群众真的"强烈要求"，还是有人把公章当橡皮泥玩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，你见过最离谱的"被代表"经历是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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